我是怎樣學習中醫的
我生于1901年，祖籍杭州。父親是清代兩浙鹽運使署房吏，家境小康。到我中學二年級肄業時，家已衰敗，只得改弦學醫，拜本地名醫王香巖先生為師。王師為湖州凌曉五門人，擅長治療溫熱病，和善治雜病的莫尚古同為杭人所稱道。我在師門上午隨診，下午摘抄醫案，同時看書學習。
滿師后，我一面作小學教員，一面鉆研醫學，并執筆寫文，投寄醫刊。當時如王一仁主編的《中醫雜志》，吳去疾主編的《神州國醫學報》，陳存仁主編的《康健報》，張贊臣主編的《醫界春秋》，陸淵雷主編的《中醫新生命》等刊物，登載拙作頗多。
我于1928年在上海南市中醫專門學校任教職，該校為孟河丁甘仁先生所創辦。我在該校執教時，丁氏已去世，長孫丁濟萬繼其業，在上海白克路懸壺，同時主持校務。所用教材，有的自編講義，有的選用古今名著。教員有程門雪、陸淵雷、時逸人、余鴻孫及我等。
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，我再次到上海國醫學院任教職，該院系陸淵雷、章次公、徐衡之三人所創辦，聘章太炎為名譽院長。陸淵雷講授《傷寒論》，章次公講授藥物學，徐衡之講授兒科，我講授中醫常識及醫案。由于師生共同努力，造就了一批優秀人才，如中國醫學史專家范行準，浙江中醫學院教授潘國賢，均在該院畢業。
1932年9月至1933年7月，我第三次到上海中國醫學院任教職。該院系上海國醫學會設立，實際上由上海名醫朱鶴皋出資興辦，教務長為蔣文芳。教材全用講義，有的參以西醫學說，有的純是古義。學生大都勤奮好學，成績斐然，如著名中醫師肖熙即是該院高材生。此為三個醫學院校的概況。
那時中醫界出版的醫學刊物可分為三個類型： 一為中醫學術團體主辦的，如《神州國醫學報》、《中醫雜志》等；一是以研究學術，交流經驗為宗旨的，如張贊臣主編的《醫界春秋》，陸淵雷主編的《中醫新生命》等；一為宣傳中醫常識，喚起民眾注意衛生的，如陳存仁創辦的《康健報》，吳克潛創辦的《醫藥新聞》，朱振聲創辦的《幸福報》等。但總的來說，當時研究學術未成風尚，刊物稿源常慮不足，因此更促進了我對寫稿的興趣。
另外，那時要在十里洋場以醫業立足，頗不容易，大都先做善堂醫生，取得民眾信仰，然后自立門戶。如陸淵雷是善堂醫生，章次公是紅十字會醫院醫生，徐衡之家境寬裕，自設診所。由于當時政府崇西抑中，設備完善的西醫院專為官僚富商服務，貧困的勞動人民只能到善堂求醫。即如《神州國醫學報》編輯吳去疾終因業務蕭條，抑郁而死。又我老友張汝偉，雖自設診所，卻無病人上門，賴其女資助，生活艱難。那時上海雖有聲望卓著的中醫，但為數不多，大多數中醫同道門庭冷落，為柴米油鹽操心，哪有心情研求學術?；貞浲?，令人感嘆不止。
1929年，國民黨政府第一次中央衛生委員會議通過了余云岫等提出的“廢止舊醫”案，并提出了消滅中醫的六項辦法，立即引起了全國中醫界的極大憤怒和強烈反對。全國各地中醫團體代表聚集上海，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，向反動政府請愿，強烈要求取消提案。當時裘吉生、湯士彥和我等，作為杭州代表出席會議，強烈呼吁，一致反對，迫使國民黨反動政府不得不取消了這個提案。
抗日戰爭爆發后，我只身逃難入蜀，到達重慶，任北碚中醫院院長等職。
解放后，我在重慶中醫進修學校任教，那時副校長胡光慈，教務主任任應秋，均為西南中醫優秀之士。我在那里講授方劑、溫病，編了兩種講義，講義稿后在上海、南京出版。
一九五五年底中醫研究院在首都建院，應錢信忠部長的邀請，我與蒲輔周、李重人等從四川調京，參加中醫研究院工作迄今，韶華荏苒，匆匆二十五年過去了。
一、 熟讀精思，不斷總結
古人讀書，有“三到”之說，即口到、眼到、心到?？诘绞侵咐收b，眼到是指閱看，心到是指領會和思考。后人又加上手到，即要求勤記筆記。這四到，概括了讀書的基本方法。
我青年時代，因文化程度不高，感覺古典醫籍深奧難懂，故采取了從流溯源的學習方法，即先從淺顯的門徑書學起，逐漸上溯到《傷寒》、《金匱》、《內經》、《難經》等經典著作。和當時一般中醫學徒一樣，首先讀《湯頭歌訣》、《藥性賦》、《醫學三字經》、《瀕湖脈學》等書，做到能熟練地背誦，即使到了現在也大半能記得。根據我的經驗，年輕時要讀熟幾本書做底子。因年輕記憶力強，一經背誦，便不易忘記，可以終身受益，同時為以后進一步學習打下基礎。
我酷愛讀書的習慣，即在那時養成。我平生所讀之書，以明清著作為多。清末民初，浙江桐鄉大麻金子久先生曾對門人說：“《內》、《難》、《傷寒》、《金匱》為醫學之基礎，然在應用時即感不足，如《金匱要略》為雜病書之最早者，然以之治內婦科等病，不如后世醫書之詳備。所以唐宋諸賢補漢魏之不足，金元四家又補唐宋之不足，迨至明清諸名家，于溫病尤多發揮。”金氏這段話，與我治學之路正復相同。我細心閱讀的書有汪昂的《素靈類纂約注》、徐大椿的《難經經釋》、《醫學源流論》，治《傷寒》、《金匱》宗《醫宗金鑒》，溫病宗《溫熱經緯》。明代王肯堂《證治準繩》，清代國家編纂的《醫宗金鑒》，以及沈金鰲的《沈氏尊生書》，均是皇皇巨著，內、外各科具備，也是我案頭必備的參考書。其他如本草、方書、醫案、筆記等，平居亦常瀏覽，以擴見聞，這些書僅是所謂眼到而已，不要求背誦。
從前讀書，強調背誦，對初學來說，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好方法。清·章學誠說：“學問之始，非能記誦。博涉既深，將超記誦。故記誦者，學問之舟車也。”（《文史通義》）涉山濟海，少不了舟車，做學問也是如此。只要不是停留在背誦階段，而是作為以后發展的基礎和出發點，那么，這樣的背誦便不得以“讀死書”誚之。
熟讀了，還要精思，把讀的東西消化吸收，領會其精神實質，同時要善于思考，養成一定的鑒別能力，既不要輕于疑古，也不要一味迷信古人，這就是心到。
所謂手到，就是要記筆記。筆記可分兩種： 一種是原文精粹的節錄，作為誦讀學習的材料；一種是讀書心得，這是已經經過消化吸收，初步整理，并用自己的文字作了一定程度的加工的東西，比起前一種筆記來，進了一步。在學習過程中，這兩種筆記都很重要，前一種是收集資料的工作，后一種是總結心得的工作。待到一定時候，筆記積累多了，便可分類歸納，這便是文章的雛形了。
這四到，不僅互相關聯，而且互相促進。1928年至1933年，我在上海中醫院校任教時，由于教學須編講義，寫稿須找資料，只好多讀多看，勤記勤想，因此在中醫理論方面提高較快。
二、 轉益多師，不恥下問
韓愈說：“古之學者必有師，師者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。”又說：“巫醫樂師百工之人，不恥相師。”求師問業，原是中醫的良好傳統。我早年幸遇名師王香巖先生，經他傳道、授業、解惑，為我以后的學業奠定了基礎。王師擅長治療溫熱病，我學習的基本上是葉派學說。迨至壯年入蜀，接觸到不同的學術流派，不同的環境、民情風俗、用藥習慣等等，對我理論和臨床的提高起了一定的作用。如江浙醫生用烏、附，大率幾分至錢許，而川蜀醫用烏、附，常用三四錢，甚至有用兩許大劑者。解放后到了北京，北京是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中心，名醫云集，因此得與四方名醫時相過從，各出所學，互相切磋，獲益良多。
古人為學，提倡“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”，這話很有道理。司馬遷能寫成“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”的《史記》，一來由于“天人遺文古事，靡不畢集太史公”，掌握了大量文獻資料，同時他“二十而南游江淮，上會稽，探禹穴，窺九疑，浮沅湘，北涉汶泗……西征巴蜀以南，略邛、笮、昆明”，歷覽天下名山大川，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經驗和創作經驗，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。我國版圖遼闊，地理環境，自然條件，風俗習慣，發病特點等，各地有所不同，在長期的發展中，逐漸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用藥習慣、醫學流派等，這是由來已久了。如《素問·異法方宜論》即曾評論五方的發病，治療的差別，提出“雜合以治，各得其所宜”的主張。因此，多向各地醫藥同行學習，吸收他們的長處，不但不恥相師，還要轉益多師，不囿于門戶之見，也是克服局限性，取得不斷進步的一個重要方法。我自己曾從“行萬里路”中學到了不少東西，故有深切的體驗。
老前輩讀書多，經驗豐富，并有某種專長，向他們請教，得益甚多。同輩亦可互相研討，交流經驗。例如裘吉生老中醫自訂疏肝和胃散，治肝胃氣痛療效可靠，方用沉香曲、香附、甘松、元胡、降香、九香蟲、刺猬皮、瓦楞子、左金丸、甘蔗汁、生姜汁。我向裘老索方，他即告我，以后我用此方治神經性胃痛、胃潰瘍胃痛，均有疏肝和胃、行氣止痛之功，但不宜于虛證。解放后，我長期與蒲輔周老中醫一起工作，蒲老臨床經驗豐富，治病頗有把握，我向他學習了不少東西。
各地中、青年中醫，與我聯系者頗多，對于中青年醫生，我總是滿腔熱忱地希望他們能繼承發揚祖國醫學，對他們的請教盡量做到有問必答，有信必復，同時也虛心學習他們的長處，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。例如，我在1979年曾寫了《銀翹散的研討》一文，寄給北京中醫學院研究生連建偉同學，請他毫不客氣地提出修改意見，結果他果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，我根據他的意見，對文章中的某些不足之處作了修改。有時遇到疑難病癥，我也常常主動邀請連建偉同學一起研究治療方案，做到集思廣益。
三、 努力實踐，逐步提高
從前有人說，學習中醫要有“十年讀書，十年臨證”的工夫，讀書是掌握理論知識，臨證是運用理論于實踐。如不掌握一定的基本理論作為實踐的根本，比如初學皮毛，輒爾懸壺，無疑是草菅人命；反之，如有了一定的理論基礎，而沒有實踐經驗，紙上談兵，又易誤事，而且理論水平也難于真正提高。青藤書屋有一副對聯，寫道：“讀不如行，使廢讀將何以行；蹶方長智，然屢蹶詎云能智。”這說出了讀書和臨床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。
理論、實踐是一個反復循環、不斷提高的過程，要不斷總結臨床經驗，包括失敗的經驗。我從前曾寫過一篇《肺病失治記》，總結了自己的失敗經驗。善于總結失敗的經驗，可以取得教訓，使失敗成為成功之母，避免“屢蹶”。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積累多了，業務水平也就提高了，對理論知識的感受也深刻了。醫學理論必須時時和臨床相印證，體會才能深刻，自愧數十年來疑難大病治愈不多。但每當運用理論于臨床取得預期的療效時，便感到由衷地高興，如我曾治療粒細胞白血病，有二例得到緩解，肝硬化腹水有一例根本治愈，高血壓、消化性潰瘍病治愈較多等等，反過來，對我的理論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。我院曾與首都醫院協作，臨床研究門脈性肝硬化腹水（即臌脹）之治療規律，經過臨床實踐，我深深感到用泄水峻劑，如大戟、芫花、甘遂之類，雖能水去腹小，但不久又復膨脹，反復施用，元氣大傷，終至不救。由此體驗，益信朱丹溪《格致余論》的一段話，為至當不易之論。丹溪說：“醫不察病起于虛，急于取效，病者苦于脹急，喜行利藥以求一時之快，不知寬得一日半日，其腫益甚。病邪甚矣，真氣傷矣！”故治此癥必須“和肝補脾，殊為切當”。
近年我曾用贊化血余丹治愈陽痿一例?；颊呃钅?，廣西梧州某廠工人，患陽痿已數年，伴有腰酸腿軟，心悸失眠等癥，來信要求處方。我分析病情，認為系心腎兩虧，擬贊化血余丹加減，并改為湯劑。他照方服用月余，諸癥消失，1980年四月間來信道謝。
贊化血余丹，方用血余、熟地各八錢，首烏（牛乳拌蒸）、核桃肉、蓰蓉、茯苓、小茴香、巴戟、杜仲、菟絲子、鹿角膠（炒珠）、當歸、枸杞各四錢，人參二錢。照方十倍量，煉蜜為丸，每丸三至五錢，飯前服。功能補氣血，烏須發，壯形體。按此方補而不峻，滋而不膩，有補氣血、益肝腎之效。因歷用有效，故附記于此。
長期以來，我還結合臨床，努力學習西醫知識，以為他山之助。在《新編經驗方》等書中，嘗試結合西醫學理，說明中醫方劑的使用，雖然做得不夠好，但我一直認為中西醫應互相學習，取長補短，共同為人民服務。
自從1942年杭州三三醫社出版了我先師遺著《醫學體用》后，至今我已先后編寫了中醫書籍十多本。已出版的有《養生瑣言》、《診斷與治療》、《仲圭醫論匯選》、《食物療病常識》、《肺腎胃病研討集》、《中醫經驗處方集》、《中國小兒傳染病學》、《中醫溫病概要》、《臨床實用中醫方劑學》、《醫學碎金錄》、《新編經驗方》共十二本。近年來，我又編寫了《論醫選集》、《中醫內科臨證方匯》二本，共三十余萬言，其他論文、醫案三十余篇。我年雖老邁，但在有生之年，愿為祖國的四化事業，為祖國醫學的發揚光大，不斷努力，不斷前進。
附小詩一首，借以自勉：
滿目醫林氣象新，姚黃魏紫競芳馨。
神功共贊金篦術，奇效還夸玉函經。
病翮何須嗟濩落，奮飛尚擬向青冥。
欣逢四化千秋業，指路遙看北辰星。
沈仲圭論雜病近代名老中醫經驗集